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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母亲留给我们的遗产  

2017-05-16 22:38:30|  分类: 智家人期刊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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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智家人》第五期
2017年5月发刊
栏目 智姓故事

母亲留给我们的遗产
智广俊/文
我生长在内蒙古一个小县城的贫困家庭,当年全家七口人只有父亲一人上班工作,父亲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几元,二十多年来没啥大的变动,家庭人均收入处于当时的城市贫困线。是父亲和母亲含辛茹苦、苦熬打拼把我们兄妹五人抚养大,教育成人。每当我回首儿时少年的成长道路,总是感慨万端。父亲和母亲就像春燕衔泥千辛万苦地构筑暖巢,为儿女提供遮风避雨的成长天地;父亲和母亲就像燕子一样风里来雨里去寻找来食物,哺育我们长大成人,耗干了自己;父亲和母亲就像苍鹰训练雏鹰一样,教育摔打子女,让儿女们掌握生存本领,放飞蓝天,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。
父亲和母亲没有给我们兄妹留下多少物质遗产,但他们给子女留下的精神遗产却比珠宝还珍贵,让我们受益终身。尤其我的母亲,她承担了教育子女的主要责任。她的人生理念、处世之道就像基因一样复制在我的大脑里,成为了我的行动指南。每当我处于人生彷徨关头,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母亲慈祥坚毅的面容,激励我勇往直前。
母亲是一个苦命的人,她的家世很独特。我姥爷9岁时父母双亡,下面还有两个弟弟,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奶奶把他们拉扯大。姥爷12岁时就出口外到商店里当店员谋生。他勤劳能干,到23岁时已经是一家大商号里的掌柜,挣下好大一份家业,谁知好运不长,日本人打进丰镇,姥爷被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死了。二老爷和三姥爷也英年早逝,大院里就留下姥姥和三姥姥,拉扯着三个孩子,我母亲最大,那年只有12岁。破落人家的孩子早当家,母亲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,里里外外全靠她。那时候是战争年代,姥姥孤儿寡母人家主要靠变卖家产换粮食来为生。
为了躲避日本鬼子和后来的国民党顽固军的抢夺,大山里偏僻小村成了周围人们自发的交易市场,黎明前交易,天一亮就散场。母亲背着家里的日常用品,跟着亲戚长辈顶着满天星斗步行15里到山里的市场上卖掉物品,换回粮食来养家。
母亲到了15岁,就嫁给了邻村的父亲。父亲的家是村里的富户,村里有大片土地,城里有几家买卖字号,可能爷爷拿出了可观的彩礼,接济了母亲娘家。但是母亲嫁过去并没有过上好日子,原因是父亲的继母很霸道,早早把大爷和我父亲赶到口外商店学徒当店员,他们三年才回一次家,母亲只得常年住妈家,土改划成分时,我继奶奶是地主,我母亲随娘家是中农。
解放后,母亲跟随父亲来到了内蒙古卓资山镇,在这里落脚安家。虽然父亲工资微薄,但母亲凭一手好针线活儿,两手不闲,常揽些针线活补贴家用,日子还过得去。谁知在国家三年低标准供应时期,城里压缩人口,母亲带着我和二弟下放到哈达图公社务农。
刚到农村时,生产队实行集体大食堂,后来大食堂办不下去了,就分面到户,我依稀记得每人每天分四五两成品粮,后来我编辑县志,查资料得知,农村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只供给二两八成品粮。粮食不够吃,大家就四下寻找代食品,什么胡麻杆、马铃薯蔓都被加工成食品来吃,夏天日子好过了一些,可到地里挑苦菜,秋天就更好过了,可捋野燕麦(一种杂草),割毛油油、野糜子等,收取杂草种子作食粮。杂草种子带皮壳,要炒熟才能在石碾上碾成面。
可怜母亲就在那个特殊困难年代,带了两个孩子,从城里来到农村,人地两生疏,她搂柴拾粪(牛马粪),解决煮饭取暖问题,挑野菜、采集草籽来度饥荒。她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我还记得我和母亲参加生产队拔麦子的情景。俗话说男人拔麦子,女人坐月子,拔麦子那是农村最苦的农活儿,男全劳力拔四垄挣10分工,女全劳力拔三垄挣8分工,母亲硬是咬牙也拔三垄。我帮过母亲拔麦子,母亲身小力薄,从小没干过农活儿,她不像有经验的农民那样弯着腰或蹲下来拔麦子,而是腿上绑着破布,跪在地上拔,每拔一把都要咬牙使劲,两手拉出血裂口,就用破布包起来继续拔。别人干一阵,总要歇一歇,抽袋烟缓口气,而母亲从不停手,因此,母亲拔麦子虽然慢,但每天一样完成劳动定额。傍晚收工,母亲不光两手血肉模糊,而且膝盖下面也满是淤青。我埋怨母亲就不能少拔一垄。母亲说,你只要少拔一垄,生产队就会把你当做半劳力对待,平时再干的多,也只能挣5分工。我的母亲在生产队劳动时一直挣着妇女全劳力8分工,这对于一个城里下来没干过农活儿的女人来说真是不容易。
那年与我们一同下放到哈达图公社的有5户人家,其中3户女人熬不过农村的艰苦生活,让丈夫调来乡下供销社工作,对家好有一个照应。那几家劳动工分都挣不够,需要变卖物品交钱才能从生产队分回口粮。而我家就靠母亲的辛勤劳动,从生产队分回全家口粮。
几年后,国家经济形势好转,我们全家又迁回县城,而丈夫调到农村供销社的人家,就失去了返城的资格。我记得有一次,一位一同下放的女人来我们家做客,看见我们兄弟俩已经有了工作,而她家的孩子只能当农民,大儿子还是光棍汉,不由得放声大哭。
我真是感慨万千,要不是我母亲能吃苦打熬坚持,我恐怕也和那户人家的儿子一样,在农村打光棍。母亲用自己的勤劳赢来家庭的转机,为子女的成长铺出一条路。
母亲日子虽然过得很苦,但她天性乐观,不把愁苦放在心上,她会为从野地里搂满一筐柴高兴,春天播种时会为从地里捡到几个干马铃薯开心地笑,真正是脚踏实地,笑对未来。
她常给我们讲一个笑话,说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,遇上坏人追杀,与随从走散了。乾隆走进一户寒舍,屋里只有一个老婆婆,乾隆饥渴难忍,就像老婆婆求食,老婆婆把家里仅有的两个鸡蛋煮熟给乾隆吃了。这时老婆婆的傻儿子回来了,看见乾隆吃了他的鸡蛋,就哭着让乾隆赔他媳妇。乾隆好生奇怪,说我只是吃了你两个鸡蛋,与你媳妇何干?傻儿子说,鸡生蛋蛋生鸡,两年就能发展一群鸡,卖了鸡就能买回一只羊,羊生羊,三年后成了群,卖了羊就能买回骡马,过上了好日子就能娶上媳妇,所以你吃了我的鸡蛋就等于吃了我的媳妇。这时知府大人闻讯赶来迎驾,不住地赔不是。乾隆感念老婆婆善意,傻儿子实心,就做主把知府女儿许配给傻儿子做媳妇,赦免知府之罪。
虽然母亲是说笑话,但我认为母亲就认同这个笑话里的哲理,坚信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,即使家里穷得只剩两个鸡蛋,她也会把这两个鸡蛋当做翻本的本钱、当做未来的希望而奋斗。我家养过兔养过鸡,生活好一点的时候也养过猪,把鸡兔猪卖了就能换回糊口的粮,穷人家的日子就是这样盘算着过的。
母亲是忻州人。忻州人的勤劳节俭过日子是出了名的,母亲就是其中的典型。我念书时作业本正面写完反面写,然后用来做数学的练习题,最后再用来练毛笔字,这才算完事。我们穿的衣服真是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,大的穿完,小的接着穿,实在不能穿了,就做了纳布鞋用的千层底。在母亲眼里不存在没用的东西。但并不是说我们都穿的像一个讨饭的。忻州人爱面子好穷讲究,衣服可以打补丁但不能破烂,而且补丁也要讲究颜色样式,是旧的但不能脏。
每逢过年,棉衣服都要拆洗,我们是七口人的大家庭,母亲总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儿,她总是夜深人静才睡觉,天麻麻亮就起来做家务。我们住到哪里,都是最晚熄灯、最早亮灯的人家。
母亲去商店市场买东西,总是选择最佳时机出门,买布买处理减价的布头,买菜买收摊降价的菜,花最少的钱买便宜的东西。母亲操理家务很有一套,虽然我家长期生活在城市人均最低生活线边缘,但逢时过节都要热闹一番,生活中充满快乐。
在我的记忆中虽然生活困难,但母亲从没有向别人借过钱。她教导我们做事要量米下锅,有计划留余地。她常说的一句话是:吃不穷,穿不穷,没有计划常受穷。
忻州人好积攒东西,母亲也不例外。刚到卓资山时,母亲帮过一个老乡卖过几天西瓜,她把西瓜皮收集起来,晒成瓜条,存下一布袋,可能是准备做腌菜用,下放农村后,那些瓜条就成了我们度饥荒的救命食物。
.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竟保存下一小坛有百年多历史的红枣,那还是她从她奶奶手上接过来的。这种红枣保存办法是在坛里放一盅白酒,然后用几层纸裱糊密封。一年开一次坛,每次开坛我们兄妹分吃几颗,味道很特别。三弟嗜酒,后来他发现在一卡普通白酒中只要放入几粒这种红枣,七天后酒就变成红色,香气扑鼻。他的酒友常买肉带菜来喝这种酒,我不喝酒,也不知究竟是个什么味道,只是心疼这种对母亲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就要消失了。
父母去世后,留下一个金戒指和十几块银元和一副银首饰,我们兄妹每人分了几样作纪念。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母亲都没有动过卖掉这些东西的心思,真是不容易。这是家族留下来的信物,留存着父母亲的信息,值得我们兄妹传世纪念。
母亲是一个热心肠、爱唠叨、喜欢帮助人。她知书识礼,能写会算,不光针线活儿好,还会拔花、绣花,剃头理发,日常生活中没有她不会做的营生。邻居们常来找母亲裁剪衣服,写信读信,讨教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窍门。母亲有一本算卦书,有些女人遇到苦恼的事,常来找母亲倾诉,或者算上一卦,经过母亲的一番开导,心情也就舒畅了。因此,母亲的亲和力特别强,人缘好,她走到哪里,哪里就响起欢快的说笑声,往往成为人群中的中心。
母亲是个故事篓子,历朝历代的事如数家珍。她能用民间艺人说书的方式把中国历史演义下来,对天下大小事能提出自己的看法。我小时侯每到冬天,大户人家总要把母亲叫到家中,在油灯下一边做针线活儿,一边听母亲道古讲故事。母亲为了节省灯油,也很乐意带我去。我就是在母亲讲故事中接受了启蒙教育。
母亲是一个精明人。我至今保存着一本母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记的家庭流水账账本,那是用姥姥用过的纸烟盒拆开压平制作的,烟盒纸背面零零碎碎记着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花费。母亲是那样的精细,花钱一分一角都有记载。最为称道的是她有惊人的口算能力,算账比打算盘都快,她买卖东西的时候,心算能力屡屡让商店里的售货员和小贩惊奇不已。母亲会算账,但她从不占别人的便宜。她公道明理,大度善良。姥姥讲排场会享受,一缺钱就动心思卖东西,甚至拆房卖砖瓦木料。家业是姥爷挣钱置下的,姥姥卖东西理直气壮,全然不顾同住一院三姥姥的感受。我母亲就想方设法阻止姥姥卖东西。母亲是孝子,姥姥后半生一直是母亲伺候照料生活的。姥姥骂母亲阻拦她卖东西,母亲也不硬顶嘴,总是想法子满足姥姥生活上的要求,平息她卖东西的念头。姥姥去世后,母亲没有分家产,房屋大院都留给了舅舅。舅舅是三姥姥的亲儿子,同时顶姥姥家的门户。由于母亲深明大义,我们与舅舅一家来往十分亲密。我母亲英年早逝,是舅舅帮助二弟和妹妹找的工作。我儿子在北京工业大学毕业,也是在舅舅的儿子帮助下找的工作。有句老话说,积德人家福绵长,母亲积下德,让后辈儿孙沾光。
母亲很有见识,在大事上很有主见。1960年,父亲单位领导动员母亲下放农村时,母亲只提出一个要求,那就是要落户到一个有学校的村。她的这个要求真是太英明了,当时一个生产大队只有一座小学,周围村子的孩子要走很远的路到校念书。灰腾梁天真冷,风真大,冬春季刮起的白毛雪卷风、沙尘暴能把小孩旋起来,远处的孩子常常因为气候原因旷课,而我在本村上学,免受上学路上的罪。母亲经常给村里帮过我们的人家做针线活,每天要熬到深夜。在一盏灯火如豆的油灯下,母亲一边做针线,一边给我辅导作业,讲古今寒门子弟苦读书成才的故事,教育我立大志、有恒心。母亲的言传身教培养了我的学习兴趣,我不等老师讲课,就提前把课本上的课文自修了。从小养成的自学习惯,使我受益终身。“文革”中,我因为继奶奶是地主丧失了进入中学的权利,虽然我父亲本人是店员工人成分,那种“革命”就是这样不讲理。我沦落到社会最底层,在生活的漩涡中挣扎,是自学习惯拯救了我,书籍给予我光明和理想,知识给予我力量和智慧,使我在山村简陋条件下,业余自费在三种作物上育出五个新品种,成为了一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和作家。
母亲天资聪颖,争强好胜,不甘人后,而父亲却是一个老古板的人,老实的近于窝囊,他是小城里有名的老好人。“文革”后第一次调工资,按单位人数的60%下达调资指标,大家穷怕了,相互争得很厉害,只能投票决定。父亲几乎年年被评为单位模范,人缘好,得票位居第二,稳获一级工资。这时有一位与父亲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志没评上,就在会场上哭得稀里哗啦,父亲于心不忍,站起来表态,把自己的调资指标让给了那位同志。父亲经常做让自家吃亏的傻事,免不了要受母亲的唠叨数落,在我的记忆中,母亲每天都要数落父亲,可父亲爱理不理,你说你的他自有老主意。母亲说归说,到了关键时刻,还是很给父亲面子的。1960年上半年,国家已经实现了低标准供应,我们还没有下放到农村,叔叔来信说,吃不饱饭,晚上睡不着,嘴里常含一块糖蛋蛋。母亲大方地把存下的十几斤全国粮票寄给叔叔。父亲长期担任国营食堂的保管员,这是一个有机会自肥的岗位,前几任保管员就因手不贵重出了错,被撤职,甚至有一个因贪污坐了牢,自从父亲上任以来,他一尘不染,仓库里从来没有缺少过东西,得到大家的信任好评。母亲是用实际行动支持父亲,成就了他好人的名声。母亲就是这样一个识大体懂大理的人。
母亲这样辛勤操劳,哪能长寿,54岁时就患脑溢血去世了。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,但她勤劳、节俭、善良、公道、明理、自强、助人的美德传递给子女,成为我们兄妹处事立身的传家宝,使我们兄妹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人。母亲言传身教留下的家规,延续着我们家族的门风声誉。
2012.4.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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